鲁甸社会科学 | 朱提文化与鲁甸儒学探源

摘要：鲁甸是朱提银的故乡，也是朱提文化的发祥地。改革开放以来，发掘和整理朱提文化已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这也是鲁甸对外宣传和提升本土文化、推进旅游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研究朱提文化既离不开朱提历史，也离不开朱提儒学的发展，更离不开昭鲁一体化的历史...

鲁甸是朱提银的故乡，也是朱提文化的发祥地。改革开放以来，发掘和整理朱提文化已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这也是鲁甸对外宣传和提升本土文化、推进旅游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研究朱提文化既离不开朱提历史，也离不开朱提儒学的发展，更离不开昭鲁一体化的历史渊源。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并以鲁甸为重点，追溯朱提儒学与朱提文化形成的历史脉络和内在关系，力求为帮助人们了解本土文化渊源，增强文化自信，提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为推进地方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一点参考，并以此抛砖引玉，期望引起更多的志士仁人的关注。一 对朱提文化与儒学的基本认识第一 关于朱提文化昭通本土学者对朱提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基本定论大致相同。潘先林先生认为：“朱提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同时包容了多种周边文化因素的地域文化。纵观朱提文化的发展，其发达的儒学、农业生产及银铜冶炼自不必说，其他如生活习俗、服饰、宗教信仰、丧葬礼俗等方面无不体现了汉文化的因素。（《朱提文化论》）”游有山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原文化是它的根，民族文化是其繁茂的枝叶。”陈孝宁先生指出：“古老而灿烂的中原文明是随着道路的开凿和郡县的设置而逐步向云南腹地渗透的，而朱提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即首当气冲。”就鲁甸而言，由于乐马厂银矿的开发，除了汉文化与回族、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融合外，省内外各地汉族矿商来自不同的地区，其祖籍不同，信仰、习俗、忌讳、礼仪等方面都有许多差别。在汉文化中，除了儒学以外，还有道教、佛教的因素。所以，朱提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多元复合的地域性文化。其内涵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以杜宇教民务农为起源的农耕文化，二是以朱提银铜开发为导向的银铜文化。第二 关于儒学儒学俱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的学说，二是指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开办学校、招授生员以应科举考试的学堂，也称儒学。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先秦时，和墨家并称显学，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儒家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具有广泛的包容性，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以仁为核心，以伦理、中庸、教学为支柱的、完整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体系，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与正宗。孔子第一次打破了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开创了“私人讲学”的先河，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造就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生生不息，弥久不衰的伟大民族。本文以儒学教育为脉络，追溯鲁甸儒家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以帮助人们对鲁甸文化的基本了解。二 朱提时期的儒学兴起“朱提”一词，不仅是古代白银的代称，也是昭通历史的代称。据《蜀王本纪》载：“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朱提有梁氏女，名莉，从井底出，宇悦之，纳为妃，教民务农，移治郫邑。”“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后“化鹃啼血”。这是一个美妙动人的故事。杜宇移治郫邑后，往来于朱提与巴蜀之间，成为朱提与中原文化连接的最早渊源。据《水经注.若水》称 “朱提，山名也，在县西南，县以氏焉。”《汉志》中称：“朱提山出银”。说明，“朱提”一词原本是山的名称，其山在（朱提）县的西南部。朱提县的成立是以朱提山而命名的，朱提山出银称“朱提银”。这就为朱提、朱提山、朱提银有了明确的定义与定位。朱提县是朱提郡的前身，其治府在今昭通城北的旧圃或土城处，当时的县西南正是今天的鲁甸县境内。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设朱提县开始，至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设朱提郡，到唐朝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止，“朱提”一词用于行政建制的时间长达889年。如果上溯至杜宇时期，“朱提”一词的存在可达两千多年。从历史记载和出土文物考证，汉文化大量进入朱提，可追溯到秦朝时期。远在秦朝李冰开凿五尺道、文齐凿龙池（大龙洞）时已有大量汉族进入朱提。被誉为“滇中第一汉碑”的《孟孝琚碑》所载：孟孝琚，原名孟广宗，其“四岁失母，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群书，比德与玉，乃改名为璇，字孝琚。”“韩诗”指汉初韩婴所传授的《诗经》，西汉时与鲁诗、齐诗并称三家诗；《诗经》是古代儒家的伦理著作，成书于秦汉之际‘传说是孔子著作，又有说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数千年来被视为金科玉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推崇备至。年仅十二岁的孟孝琚就如此好学，那些年长的志士仁人对儒学的精研更可想而知。充分证明在汉朝时期，儒学教育就已经在朱提兴盛。《华阳国志.南中记》称朱提“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士人，为宁州冠冕。”对朱提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五尺道开通以后，朱提银的开发已进入兴旺时期，从乐马厂发现的地下地表矿文化层可以证明，鲁甸乐马厂银矿在汉朝时期已集聚了大量的开发人员。1938年在鲁甸县城南郊大坪子徭坟山梁堆出土的铜洗、铜鉴与汉建初形制相同。在鲁甸大坪子、马厂、半边街、大婆树等地梁堆墓葬中出土的铜器有洗、盘、釜、甑、钟、提梁壶、斗、灯、案、耳环、箸、车马饰、印章、铜镜、钱币等。说明在汉朝时已有中原贵族进驻鲁甸，所带来的中原文化及儒学影响是母庸置疑的。三 乌蒙时期儒学断裂到唐朝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唐王朝与南诏争战后，昭鲁沦为南诏所辖，隶属东川郡阿竽路部，鲁甸复称鲁望。到宋朝随大理国统治，昭通改称乌蒙，鲁甸改称小乌蒙。从唐朝天宝之年到清朝雍正改土归流的近千年时间，跨越了宋、元、明三朝，中央皇朝对所谓“南夷”感到鞭长莫及，实行以夷制夷的“羁縻之策”，一方面采用军事手段与政治压力加以控制，另一方面又用经济和物质利益进行安抚。由于土司自治能力和籓离所限，地处偏僻的乌蒙地区长期处于关闭状态，既与中原文化疏远，又未能接纳南诏文化和大理文化。致使儒学的传承断裂与衰落，造成了朱提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巨大差距。四 乐马厂大旺与昭鲁儒学的复兴清雍正九年（1731）改土归流结束以后，乌蒙改称昭通，设昭通府，小乌蒙改称鲁甸并设厅，移大关通判驻鲁甸，恢复了中央皇朝的全面统治。鲁甸厅下设九里（相似于以后的九个乡镇），分别命名为：仁化、义正、礼让、智安、信远、永丰、泽享、归治、宣化。不难看出，这九个里的名称包含了“仁义礼智信永泽归宣”九个字。其中“仁义礼智信”正是儒家提倡核心价值，称为“五常”，而“永泽归宣”则是永远归顺朝廷之意，充分证明了统治者的良苦用心。“九里”的名称除“永丰”一名仍然保留（现已隶属昭阳区称永丰镇）外，其余均已被历史淹没。改土归流以后，昭鲁社会政治趋于稳定，为乐马厂银矿的复兴开采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乾隆七年，清政府批准成立乐马厂银矿，由朝廷派人管理，并相继颁布了放本収银、降低税收、鼓励民间投资开采等一系列宽松政策。如：“指定矿山，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嘉奖，歇亦不追”、采炼所得政府抽20％矿税，其余准许商民自由买卖，凡年收缴税银一千两以上的官吏即可升级，年上税银到三千至五千两的商民可以授予官职等奖励办法等。官方优惠政策与矿山丰富矿藏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全国各地慕银思富的人们纷至沓来。来自四川、贵州、湖广、江苏、江西、陕西、云南等计有十四个省的商贾仕人云集乐马厂开矿经商，安居创业。有许多变卖家产举家而来，其中赵、雷、肖、李、张、唐、桂、蔡、谢、郑、徐、左、黄、甘、蒋等大姓都是赶乐马厂大旺从外地迁来的世家。凡大姓家谱祖碑皆有记载，如《李茂墓志铭》曰：“李公讳茂，起祖于江西南昌府人氏，雍正年间则移于云南。于乾隆年间，乐马厂大旺，贸易来厂，不思归家之意，而成家立室，坐落于福碌街。系朝喜靠神，天有此日。”《钱与华墓志铭》亦云：“公原籍湖北武昌蒲圻县管下基阳乡白石团，袒公讳传升，幼习艺业。因云南鲁甸厅管下乐马厂兴旺，游厂流落于鲁阳老铁厂峰山居住。创业于斯，聚族亦于斯焉。” 因矿而来的还有许多回族，如“客籍马”原籍陕西，雍正八年（1729年）迁来鲁甸岩洞村，在乐马厂银矿烧炼银罐。住鲁甸马鹿沟、白沙坡村的蔡姓，原籍湖南邵阳，乾隆时来乐马厂办矿落籍。岩洞村蔡姓是蔡文炳大阿訇于咸丰初年，从滇西弥渡县来乐马厂大清真寺任掌教。《民国昭通志》说：“前清哈元生两次平昭，所带兵丁多系回族，居乡人多，除农牧外，以走厂（办矿）贸易为事。”从鲁甸桃源、岩洞回族在乐马厂大旺时，有许多从事开矿、炼矿，用骡马驮矿砂到大水井冶炼。还有回族落籍乐马厂矿区，尚有清真寺遗址和回族坟山。乐马厂大旺时期，不耕而食者约有十万余人，日糜谷二千余石，年销八十余万石”，人众中有开矿经商者、行医卖艺者、设庠讲学者，衣冠吴楚、礼仪黔川，风俗信仰各异。人们开始分籍结社，兴修会馆，开办儒学，形成了著名的八大庙。随着这些寺庙的配套建设，出现了许多壮丽的奇观，如：利台、二台、五台、号台、望乡台、月牙台、“三架楼梯望月亮”、“三步两洞桥”等，加上大佛山、老君山、金钟山、照壁山的奇峻风姿，形成了一派楼阁林立，台阶宛延、钟鼓四起，奇峰巍峨的壮丽奇景。龙头山龙泉集镇成为矿区官房驻地和银铜物资集散中心，辐射到乐马厂、水口坳、骡马口、火德红、乐红及巧家县新店、铅厂等亍市。有驿道和水路通往鲁甸厅、昭通府、盐津县的老鸦滩直至四川的叙州。龙泉镇东面的骡马口出入矿区的必经之地。由此到八宝、乐红厂官房的三十多里，一路檐灯高挂、昼夜繁忙。龙泉镇街道纵横达四十多条街，这些街道名称都与开办银有密切关系。如上官房、下官房、称银街、骡马街、灰街、半边街、草鞋街、福禄街、营门口、兴隆街、得胜街等。鲁甸因乐马厂朱提银而名声大振，鲁甸县城乃至昭通亦大兴土木，兴修庙宇、书院。著名的拖姑清真寺、骡马口观音寺、鲁甸文昌阁、文屏书院、昭通文庙、风驰书院等应运而生。在主要矿区乐马厂，各地矿商、工人分籍结社，星宿会馆，形成了著名的八大庙,即：禹王庙、观帝庙、楚圣宫（以上为湖南人建）、万寿宫（江西人建）、寿福寺（福建人建）、财神庙（云南人建）、西王庙（峡西人建）、清真寺等，主要集中在老君山下和黄矿山一带。除乐马厂“八大庙”以外龙头山及集镇至骡马口，大小寺庙有几十座。在乾隆至嘉庆年间，乐马厂大旺前后长达百年左右，商旅辐辏、八方云集，中原文化与各地民间习俗相继进入鲁甸，如：春节、元宵节、龙灯、狮灯、铜鼓舞、拜年、请春客、相亲、嫁娶、拜师学艺、供奉香火（家神）、民俗禁忌、民间谚语、歇后语、方言等无不渗透着中原各地的文化元素。尤为可喜的是，汉民族与回、彝、苗等少数民族的交往中，深刻体会到：民族团结和谐，社会就发展，生活就安宁；民族排斥碰撞，社会就倒退，生活就不得安宁的道理。形成了相互包容、礼仪承传、结缘开亲、合为一体的良好局面，展现了多元文化高度融合的特点。回族与汉族开亲、汉族将子女拜寄回族已成民间风尚；彝族火把节，苗族花山节都已成为汉民族共同的节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儒家道德思想早已得到鲁甸各民族的广泛认可。始建于雍正八年（1730年）的拖姑清真寺有一副对联云：“道本清真，凡事必须清白；教为仁爱，一切不外仁慈。”其内容与儒家提倡的“仁爱”“廉洁”的思想不谋而合。足以说明，儒家思想文化是以汉民族为主，中华民族共同传承发展，共同享有的精神家园。看庙看文化，看戏看民情。鲁甸文屏山、崇文阁、文屏书院、黉学（文庙）的演变与建设，代表了鲁甸儒学发展的基本状况。现简述如下：1 文屏山文屏山位于县城背部文屏镇与小寨镇交界处，最高海拔约2400米。其山脉来源于朱提山主峰轿顶山：轿顶山有支脉南下，沿黄泥寨到阿鲁伯梁子分支，经小黑箐下延伏脉分水，一边流向昭通，一边流向小寨。伏脉自田合升起到田合垭口左右分开，形成一条长长的山脉，蜿蜒起伏、郁郁葱葱，如一条奔腾的巨龙形成天然屏障，挡住北风，保护着县城文屏镇和文屏坝子，使这里的年平均气温比昭通坝子高出2度左右。这就是文屏山。文屏山原名嘟噜山（彝语：意为临近水边的山坡），自乾隆丁酉（1777）年于山麓修建文昌阁，后更名崇文阁。以后，嘟噜山更名为文屏山，县城相应命名崇文镇，后更名文屏镇。除崇文阁外，相继在山中建有清真寺、观音阁、双龙寺、玄天观、林泉寺等，为文屏山增添了丰厚的文化内涵。昔时有鲁阳八景名胜一方，文屏山占了三景，一曰“桂阁流云”，二曰“双龙古寺”，三曰“嘟噜夕照”，有诗为证辑录于后： 桂阁流云高阁崇文冀北群（城），川流不息常流云。光腾实鼎一域仰，彩现琉璃五色分。市接梯登花院桂，水生香采（菜）半（泮）池芹。名山胜景春秋视，龙绕圣宫映蔼雯。双 龙 古 寺北山古寺抱双龙，高镇鲁城第一峰。左右流泉朝佛果，东西捧宝供神宗。半分潭影空天地，两道水声和鼓钟。把酒登临凭眺望，黑云（山）起对白云封。嘟 噜 夕 照落日横天嘟噜褒，夕阳西晒透松涛。马蹄履险离离上，人影升山渐渐高。反照千层飞火焰，霞光万道射钢刀，乾坤妙蕴浑忘句，写景风骚助我豪。以上三首诗原文摘录于《鲁甸县志》1995年3月版，切以为可能录取有误，故括号内为笔者所注，藉此说明：《桂阁流云》描写原崇文阁之景，“高阁崇文”是在县城北面，“冀北群”应为“冀北城”；“水生香采”应为“水生香菜”与后面的“半池芹”相对应；“半池”应为“泮池”，在古时候专为学宫大成门正前方修建的半月形水池， 因孔子曾受封为文宣王，所以建“泮池”为其规制，《诗经·泮水》篇有：“思乐泮水，薄采其芹……”等句，意指古时士子在太学，可摘采泮池中的水芹，插在帽缘上，以示文才。《双龙古寺》是描写古时建在县城左侧文屏山顶上的“双龙寺”的情景，诗中“黑云起对白云封”其中“黑云”应为“黑山”，指远处所见的大黑山。（上录原诗中加括号之内的字，是笔者加注）《嘟噜夕照》诗中的“嘟噜”即文屏山，原名嘟噜山。除此之外，文屏山寺庙中尚有许多对联，大多随寺庙毁没，现将已知对联选录于后以飨读者：文昌阁对联：崇山脉气来崑岳；文物衣冠盛鲁邦。文屏清真寺对联：万事看淡些，快来礼拜把斋，劈开天堂大路；五功尊勤点，莫去顺情卖教，坠入地狱深坑。玄天观对联：云起云霄参玄窍；花开花落悟天机。后事难猜，行善积德终有报；前程尚远，设身处地要当心。林泉寺对联：林里观音，听陌上松涛，阵阵和风催雅韵；泉中品味，饮山间净水，滴滴甘露润禅心。2 文昌阁与文屏书院据《崇文阁记》载：文屏山崇文阁始建于公元1777年，原名文昌阁，供奉文昌帝君（也称文星、文曲星），公元1817年增修，增加供奉孔子牌位，将文昌阁改名崇文阁。同时在崇文阁左侧增建“文屏书院”进行传经讲学。文屏书院毁于咸同年战乱，历时四十余年，对儒学在鲁甸的传播和民风的雅化发挥过不可磨灭的作用，崇文阁遗存的《许慧乡乔梓署鲁德政碑》可以为证。崇文阁原阁已毁，改建为职业中学，现遗五株古杉和台阶遗迹，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附一《崇文阁记》：崇 文 阁 记（此为原文屏山麓崇文阁记，原载《鲁甸县民国地志资料》）崇文者，文重也，曷记乎？尔不记则事功不著，不记则创修弗彰。其记创又记修者何？考自乾隆丁酉，土人因地制宜，创文昌阁三间于北山之麓。兹举而茸之，故曰修也。其记修又记创者何？岁有丁丑，别架胡素园与首府王进阶，率集绅士军民建立门榭楼台，文屏书院无一不备，故曰创也。自创阁而竣，其间修理更变不知凡几？越二十有五年，增祀至圣于楼上，睹文明之雅化培切，观瞻缅教，思之无穷，弥深景仰。此所谓俊人之意，前人启焉，故释而记之也。溯其先，督成者有人，积粟者有人，迄于兹输财者有人，费筹度、劳筋力者又有人。微长所在，必缘片善乌容或弃故？别架之创修也。量力而行，相时而动，备尚淳朴，小事欂栌，仰体圣天子，敦笃实，薄浮器，育人才，尊典礼之至。意即其怕资以鲁治者也，岂仅壮观瞻而已哉。瑛钦事乐其功，特编年以记之。（2005年3月，县委倡导于，民众支持赞助，于县城南郊土主寺新建崇文阁，本文记，此处不再赘述。）附二许慧乡乔梓署鲁德政碑鲁甸，昔周召伯布政南国，每想于棠下人，不忍伐其树。宋傅佑父子相继宰山阴，称两代明廉，此皆有功于民而垂后世者也。我慧乡老公祖前署斯邑政，兼富教，殛暴安良。解任时，于城北松山之崇文阁遗题壁诗二首。庙宇屡经修葺，人思其德而不忍湮没之，迄今二十有余年，少卿公祖又补授于兹，勤慎仁廉，克承先绪。士民感戴新恩，弥恩旧德，敬为勒石铭功镌诗遗爱，须与古人名并不朽之。诗曰：京兆匆匆笑脱簪，攀辕别泪互沾襟。官无几日民难舍，雨不多时泽未深。檄免繁输忘毁至，法严旧狱恤冤沉。独余一事终怀歉，清亩犹悬父老心。铸错何堪聚六州，悔从先官误勾留。愧无治谱师前辈，徒有歌声颂郡侯。廿载已销金榜厄，一鸣重赋玉堂秋。漫怜此去归山老，又奏轮袍作解头。光绪戊子年士民恭颂。《许慧乡乔梓署德政碑序》（残碑）现存鲁甸县崇文阁内，碑文来源于民国十二年八月二十日鲁甸县知事张瑞珂查报《鲁甸县查报地志资料》。碑文大意粗释于后：许惠乡父子任职鲁甸的德政碑说起鲁甸，让人想到古时候周朝有召伯施政于南部地方，勤政清廉，常在甘棠树下办公，离任后，百姓思念他而不忍砍伐那甘棠树的故事；还有宋朝傅佑父子先后在山阴做官，称两代清明廉洁，他们都是有功于民众，而声名流芳于后世的啊！我方惠乡公前辈在这此做官施政，还教民勤耕致富，除恶安民。在他卸职将要离开鲁甸时，在城北面松山的崇文阁的墙壁上题写了二首诗。崇文阁虽经过了几次维修，因人们怀念他的仁德，而不忍心损坏消除，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后来惠乡公的儿子少卿公又继续在这里做官，也是勤政谨慎、仁爱廉洁，继承了他父亲的品德。这里的官民感受到了少卿公新的恩泽，也不忘惠乡公的旧德，恭敬地为他们的功名和所题诗文錾刻记录于石碑，这样就与古人齐名而永垂不朽了！所题诗云：其一上方的通令来得迅速啊，好笑我老退卸下了冠冕！临行与民众告别相互的眼泪都沾满了衣襟。做官的日子不长民众却舍不得我离去，下雨的时间不多，泽润土地也就不深。在位时只顾繁忙公务，也不理会别人如何诋毁，执法严肃纠正安抚了许多的沉冤旧案。唯有一件事始终还挂歉在心里，田地整理未善，始终悬念着乡亲们的期望。其二本知道很难怎么就来到了晋州，后悔听了前任的话误入这里逗留。惭愧的是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枉费了百姓对一方官员的称颂。二十年光阴已从官册中消除，一声通令使我重新考虑自己的晚年。从此回到家乡养老，只希望轮换接任者做好新的领头。光绪戊子年（公元1888年）士民恭敬为颂三 鲁甸黉学黉学指儒家传经讲学的地方，也称学校，其间常供奉孔子的等圣贤塑像或牌位，所以也称文庙。鲁甸黉学旧址在今文屏镇政府大院电梯房处，建于何时已无确切时间可考。按照“左文右武”传统的布局看，1731年鲁甸设厅建城时，其厅府位于文屏清真寺前面（90年代检察院内），右边为武庙（今县一小学院内），右边是文庙（黉学），建设时间应与武庙大致相同，应在乾隆至嘉庆年间。文庙为四合院，由正殿、厢房、院门组成，其占地面积约里2000平方米，正殿内供奉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牌位。相传在民国初期在里面办过女子学校和师范班。民国21年（1932年）设立民众教育馆时作馆舍，民国38年作为文屏中心校校址。1962年中共鲁甸县委（原驻西门武庙）与文屏中心校换房，县委进驻黉学旧址。2004年县委搬迁到卧龙山新建政府大楼，文屏镇政府大楼新建于黉学旧址。四 儒学回归与新建崇文阁经过大跃进和十年内乱的波折，儒家文化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在鲁甸实现了回归，主要表现为：一是儒家启蒙经典著作在新华书店公开发行，儒学少儿启蒙读本如《三字经》《弟子规》等进入了中小学；二是崇德尚文、和谐共生的理念已成为社会共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农村广泛推广设立道德讲堂；三是移址新修了鲁甸崇文阁。进入新的世纪，党中央提出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双管齐下的理念，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道德观和科学发展的新思想。鲁甸县委政府与时俱进，打造和谐鲁甸、建设乌蒙江南的宏伟构想，在全面打造新县城的同时，作出了重修鲁甸崇文阁的决定，并举办了纪念孔子诞辰2558周年暨崇文阁落成的大型纪念活动，邀请了昭通市各县区及周边会泽、贵州威宁县代表参加，为树立鲁甸良好的外在形象发挥巨大的作用。2009年9月又举行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祭祀活动，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张登敏代表县委政府敲响了教育警钟。为改善鲁甸的对外形象、促进鲁甸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发挥了积极地作用。附篇：鲁甸县清末民初科举明贤录儒学扎根于鲁甸，从改土归流算起还不到三百年时间，对推进地方教育，激发地方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虽未有惊天动地的大贤大儒，但也不乏科举显达之人。为不被历史淹没，按时间顺序简录于后，以垂范后人。康世吉 乾隆丙午（1876）年科举第二十一名举人，官授云州（现临沧县）学正，出生地可能在威宁，十岁随长兄于乾隆二年迁入鲁甸，十六岁进昭通学府。现碑墓尚存于马鹿沟康家院子。夏成宪 字薇章 鲁甸厅人，小地名不详，同治庚午年（1870）年举人，幼年遇咸同之乱，避居岩洞，安贫乐道，手不释卷，后选为嵩明州学正，年逾八十卒于任所。王易昌 鲁甸籍人，小地名不详。昭通学府拔贡，光绪戊子（1888）年科亚魁（第二名）举人，授职马龙州学正。有关史籍叙其父子贤能照录：“王应甲，字集斋，鲁甸籍，遇乱迁昭通城，善书能文，同治丙申（1866）年补行辛酉（1861年）科拔萃，应甲与李开仁入选，同赴朝考，屡入北纬未售，改官四川，补资州州判，卒。子易昌，亦工诗文，自蜀回，乃居于昭，乙酉（1885）年拔贡，戊子科亚魁。父子著作盛丰，惜其家无人，咸散失矣。”李开仁 字乐山，龙树古寨人，拔贡生。同治癸酉（1873）年科经魁。授职四川同知。精诗文、书法。据民国时三年昭通旧志云：其才思清超，经济明通。授徙川滇之间，多知名人士，在川时，上书李合肥（李鸿章），论天下大事，归本滇乱。合肥器之，邀往京不成。助岑襄勤（毓英）克服大理，延教诸公子读，。后官四川叙永厅同知。着有《白云山人诗文集》，丙戌（1886）年岑公调修《云南通志》，旋修昭通五属志，惜未成书而卒。昭通府列为明贤人物之一。昭通汉时为朱提县即为先生考证，成为定论。年老还乡，终后葬于龙树古寨。古寨村公所两株三合龙柏树传为先生从重庆带回亲手所植。李开曜 字昆山，开仁五弟，晚清举人。其卓行表现为孝友，后弃儒习商。初，开仁父子计偕北上，开曜常为之筹费，并一力承担家务，待侄如子。开曜夫妇侍母至孝，为乡里表率。侄嘉瑞官吏部郎中，遇覃恩呈请，以己职移封开曜，制官服寄昭，以酬夙愿，即此可知其孝惠也，。子嘉荣，字华封，庠生，长于文学，袋中不装盘费，仅载一笔游四方。后为广东将弁（音变）学堂书记，继入惠潮道署，以功保县丞。民国后回昭，历充教育议会文牍，出任镇雄、盐津县科长，以劳瘁卒。李嘉瑞 字筱山，开仁子，生于龙树古寨，光绪元年（1875年）恩科举人，光绪庚辰（1880）年通过会试殿试，赐“同进士出身”，初官文选司主事，升补郎中，截取知府，因丁父忧归乡，不久又入京，分发四川，即补府总办泸州厘（里）务，署理龙安府知府，惜年未五十而卒，葬于龙树街后山岗。李嘉珉 嘉瑞堂弟，光绪辛卯（1891）年科举人，宦迹不详，为“邑中绅士”，民国时三年，协修《昭通志》，宣统元年设“劝学所”，为首任总董（相似今教育局长）。李湛阳 字劲风，邑中著名儒商李耀廷之子，光绪甲午（1894）年副榜（乡试优秀继续送国子监深造者），曾在岑春煊部下仁劝业倒（道）台，后派往日本学习警政，回国后改任两广巡警道台。归调赴粤东创办将弁学堂造就人才甚众，旋充新军统领署劝业巡警二道。后回家祭祀，值郡大荒，与谢文英、迟兴周筹款办赈，常至四乡阅工，不惮勤苦，蜀军政府成立后，担任军政府财政部长。李临阳 字守庄，湛阳堂弟，光绪辛丑（1901）年恩科（沾皇恩特授）举人。曾留学日本，归值广西剿办游匪，襄助军务，历保四品衔，补用知州，署理白色同知，补授汉州知府，委署云阳县知县。（原载《鲁甸文史资料》李崇云辑录，谨此借用）（李宪章，男，鲁甸县人，原鲁甸县文联主席，退休后聘为鲁甸县文联名誉主席。）

来源丨鲁甸县社科联本期编辑丨李东梅编审丨孔祥曙 投稿邮箱：wldtg01@163.com